解说政策而非智囊,国家高档智库建设试点职业

摘要:中国智库竞赛 《财经》记者 吴珊 中国高端智库计划正在落地。 《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和《国家高端智库经费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已下发。首批10家左右国家高端智库也基本确认,将择期公布和授牌。 首批入选机构将涵盖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人大系统、社...

综观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基本特点是由官办智库、高校智库、民营智库形成“三驾马车”并立的大格局。但这三驾马车并非并驾齐驱,而是发展极不平衡, 官办智库处于强势地位,民营智库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高校智库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存在,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朝大野小”局面。这与以国际上所代表的大国 智库以独立型民间智库为主的潮流,还不是这种情况。

让中国智库“领头雁阵”振翅高飞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开展一周年纪实

  中国智库竞赛

官办智库包括官办智库与半官方(准官方)两种,之所以并为一类,是因为这两种智库并没有清晰的分野,在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2016年落幕在即,备受瞩目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于探索中走过第一个年头。

  《财经》记者 吴珊

官办智库,指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或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新中国建立初期成立的智库大多都属于官办 智库,由于当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因此大多数智库属于体制内单位。目前,由于部分体制内单位进行了改革,产生了一些事业单位型的智库,因此 当前的官办智库可分为事业单位型智库和大学型智库,而事业单位型智库又可分为隶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内的智库和具有事业编制的事业单位型智库。

万丈高楼,系于根基;千秋大业,重在开局。

  中国高端智库计划正在落地。

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是最纯粹的官办智库,因为该类机构从人员编制到经费来源均来自于国家财政的支持,并纳入到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机制内, 研究人员一般属于国家公务员[微博]的编制。“如国务院研究室和参事室,是中国政府最直接的智囊团,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 机构”。而成立于建国后不久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中国外交部,是一个以研究对外关系为核心的智囊机构。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隶属于国务院,也是一个具有官办行政机构性质的大型智囊研究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动员令响亮发出,智库这一群体渐渐由幕后走进大众视野;从“实施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规划”写进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到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公布,“高端智库建设”被赋予里程碑式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的宏伟擘画,正逐步成为现实。

  《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和《国家高端智库经费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已下发。首批10家左右“国家高端智库”也基本确认,将择期公布和授牌。

事业单位型智库是在改革开放后,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通常是属于政府部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事业单位改革 这一状况才有所变化。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 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而在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也属于官办智库的范畴。

“高端”即为标杆,“高端”引领方向。一年来,为了将高端智库打造成中国政策研究、决策咨询的“领头雁阵”,中央高度重视、有力部署,中宣部精心组织、大力推动,各试点智库群情振奋、全力投入。一股强大的合力有序汇聚,一种蓬勃的生态迅即形成,一条通向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道路清晰延伸。

  首批入选机构将涵盖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人大系统、社会智库甚至媒体等。

相比行政管理机制内最纯粹的官办智库,这类事业单位型智库具有半官方的特点,主要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主要职责是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 询和支持,但同时也进行一些独立性的学术研究工作。这类半官办智库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等。

“高位引领带动整体转型,是‘中国式改革智慧’的集中体现”

  接近决策的人士介绍,未来这些智库可能归属中宣部社科规划办管理,各省也可能建立同类机构。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官办智库还是中国智库力量的主力。按照软科学机构的统计进行估计,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 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其中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里兼职的状况。由此可见,官办智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是中国智库的主体。它们 依托其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课题,占据着绝大部分资源,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智库领域。它们是中国最主要的决策支持机构,也是当前 中国智库最普遍的存在形式。同时,官办智库对中国重大决策与改革的进行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官办智库都曾不遗 余力的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中央部署明确有力,利好政策春风化雨

  此时,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下称《智库建设意见》)仅过去五个月。

1、中国官办智库概况

2015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应光明日报《智库》版之约发表文章,阐明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深入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坚定决心。在他看来,建设高端智库,“标志着中国智库建设跨入了历史性发展的新时代”。

  按照《智库建设意见》规划,中国未来将重点建设50个至100个专业化高端智库,并决定支持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中央重点新闻媒体、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军队系统重点教学科研单位及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

中国官办智库的规模较大,人员数量和机构设置较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所、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 105个4000多名研究人员,而全欧洲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五千,其规模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2013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报告所 列的前100家全球非美国智库排名第9,全球前150家智库中排名第20。另外,全球前100名智库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榜上有名。由此可见,实力较强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均为体制内的单位。

就在此前两天召开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上,首批25家试点单位名单公布,其中包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性智库,企业智库,社会智库等四大门类,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法律、军事等20多个重点研究领域。

  根据《智库建设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也酝酿或已出台各自的智库建设实施办法。

而在国内的官办智库中,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该报告将官办智库分为了党政军智库系统和地方社科院系 统。)显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分列党政军智库系统前三甲,上海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和广东省社科院则是地方社科院系 统的前三名,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还位列综合影响力排名的前两名。

试点名单背后,是党和国家的精心部署,是由中宣部牵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具体负责开展的一系列扎实工作。

  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发展思想库的重要性”论述。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更将智库发展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官办智库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体制内的身份。这种身份使官办智库的发展带有较强计划性和行政指令性, 研究课题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委派,再加上经费依赖财政拨付,使官办智库缺乏灵活性与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缺少市场竞争的意识。但这种身份也使它取得了与政 府部门保持良好沟通的近水楼台,利用其发挥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由于从成立到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就来源于政府,虽然在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 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对官办智库的支持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官办智库的发展依然良好。

规范管理,制度先行。在深入调研、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出台,配套以《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办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探索在高端智库建立人才“旋转门”制度;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智库经费使用由预决算审批制改为报备制……一项项利好政策在智库界激起热烈反响,被业界视为“扩大了智库内部治理自主权,是对原有科研管理制度的根本性突破”。

  “今年确实是中国智库发展重要的一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姜春力表示。

体制内的身份形成的沟通政府的渠道使官办智库研究成果的能直通中南海,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建议往往会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 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将会成为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中。而官办智库机构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以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为例,2012年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其中145篇报告做出批示271件次。

高端智库建设牵涉广泛,中央专门组建议事评估机构——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对其加强宏观指导协调。理事会把“定标准、作评估”作为最重要职责,发布年度选题方向和重点课题,建立课题研究、成果报送、信息通报制度,整合智库资源,组织开展重大课题研究、舆论引导、公共外交活动,促进智库管理和运行规范化。

  量大而质不优

2、“绝代双骄”与“七大门派”

在很多专家看来,一面指导各级各类智库共同发展、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夯基培土,一面以严格标准选树标杆、引领航向,让中国智库在整体抬升为“高原”的同时耸立起若干“高峰”,这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释放的积极信号。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咨询公司不同,智库是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

《中国新闻周刊》曾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做个专门的报道,它提出的“绝代双骄”与“七大门派”两个概念,很好的概括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当代的知名官办智库。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用“国家软实力名片”形容高端智库。他指出,高端智库建设在保持原有智力供给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新型设计,以高位引领带动整体转型,是“中国式改革智慧”的集中体现。“国家给予高端智库的政策支持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体现了顶层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可以帮助高端智库逐渐自我造血,发展更有后劲和潜力。”

  今年1月,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主持完成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发布,中国共7家智库入围“全球顶级智库前150位”,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改革开放初期,体制改革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当时社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备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 两者可被看做是当时中国官办智库中的“绝代双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专注的领域各不相同,单从研究所的名称也可以简单的区别两者关注点 的不同,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对推动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家喻户晓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而体制改革研究所则是上 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该所工作过。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其中,排名最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全球第27位。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分列全球顶级智库前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在变化,因此占据官办智库体系核心地位的智库也在不断的变化。目前,占据官办智库体系核心 地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官办智库的“七大门 派”。这七大门派智能各不相同,“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中央党校和社科院经常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则是国务院的经济智囊,国务院研究室也常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调研,国家行政学院则是国务院的政治智库。”

——为自身成长破除桎梏,为智库建设开辟新路

  根据报告统计,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

除上述七大智库外,官办智库还包括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另 外,目前也有地方政府举办的有特色的智库,列如海南省政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我在前两年在海口还专程访问参观了该研究院,这也是 中国应对当前南海国际问题的新型智库。

在国家政策牵引下,体制机制改革热潮很快在各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掀起。

  就数量而言,中国智库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但深入了解中国的决策流程和背景便会清楚,大部分在国外榜上有名的中国智库,其实还没有成为决策者不可或缺的参谋助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说,传统研究院所转化而来的智库,很难抛开隶属关系进行独立研究。在很多上级机关眼里,他们主要是诠释政策,还不是提供决策备选方案的智囊。

3、中国十大智库:官办为主

2016年9月6日,“城乡发展一体化智库”在京成立。至此,中国社科院已经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等16个专业化新型智库,以院综合性智库为统领,所级智库为主体,专业化智库为样板的院级、所级、专业化智库“三位一体”智库建设格局初步形成。

  “中国开始重视智库作用,主要背景还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的判断上,很多专家都出了错,所以高层领导就觉得智囊体系需要加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2006年,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发布了中国十大智库排名。这一排名评选标准是: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和咨询数量以及这些政策和咨询在相关领域产生的 影响。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一标准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研究制订“1 8”基础性文件,初步形成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覆盖全面的建设方案;中国科学院组建事业法人机构“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有效统筹院内各类型研究资源;中国工程院加强战略研究联盟建设,积极构建战略咨询信息支撑保障能力……各高端智库锐意改革,“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

  《智库建设意见》还指出,“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缺乏”,“参与决策咨询缺乏制度性安排”,“智库建设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

这十大智库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均为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中国智库行业内,官办智库占有绝对强势的地位。

2016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理事会暨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基金捐赠协议签订仪式在京举行。随着签约仪式结束,这所高端智库有了自己的专属研究基金,初期金额1亿元。享受“综合改革试验区”待遇的人大国发院,正建立起一整套创新高效的运营治理机制。与此类似,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也得益于学校层面的体制机制支撑,制定《中山大学高端智库建设方案》及管理细则、专项经费管理细则等系列方案,探索建立适应智库发展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与绩效考核机制。尤其让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郑德涛感动的是:人才引进基本上一路绿灯,“引来一个批一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按照影响决策的能力,将中国智库划分为几大圈层:最核心是中国各级党和政府的研究部门,它们介于学界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在项目获得和研究成果使用上最直接;外圈为社科院、中科院、工程院系统,其研究的课题更具长期性和战略性;第三圈为高校智库,更偏向学术研究;最后一个圈层为各类民间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社科、经济领域的资深学者,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无法比拟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

人才是智库最根本的资源。为改善选才用才机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开辟研究员职称序列,为智库研究人员解决编制“老大难”问题;综合开发研究院60%的研究人员通过市场招聘,还面向全球广发“招贤帖”;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完善以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办法;国家行政学院选好首席专家,用好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人员等,确保“库”中有“智”。

  一直以来,体制内智库拥有特殊的地位,比如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是全额拨款正部级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各地方也有相应的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则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近年来,中 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也一直在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上述四家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科研机制对于智库至为关键。如何避免研究成果短期化、片面化、低水平重复?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坚持选择自己“有领军人物,有鲜明特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研究领域,形成“铁打的营盘”,并为其确定相应二级机构,由此使各类课题依据既定的学术逻辑,梳理、归并、汇聚到研究体系中。

  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的中国社科院,其选址就透露出优越性。自明代起,这里就是开科取士的贡院所在地,翰林院紧邻于旁。“翰林院就是智库,应当说,智库功能古已有之,现在要借鉴国际经验与时俱进。”李扬说。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是为于军方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库,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

“高端智库的实践证明,智库建设应是制度建设和内容建设并重。智库要不断丰富自身的制度资本、人才资本、传播资本等各种资源。”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深有感触。

  而中国社科院拥有影响政策和舆论的特有方式和渠道。据李扬介绍,“我们的研究所和研究人员参与各个层级的国家政策制定,我们的上报系统会有好多种报告送往最高决策层,最重要的报告只送给少数人看。”

4、官办智库特色案例

“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实践中寻答案,从创新中求突破”

  社科院还会参与到很多政府决策过程,包括每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每年的党代会、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以及诸如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研究等,都有社科院的人参加。社科院有些研究所本就对应着国家政府部门而设,其联系渠道更多更直接。

除了上述实力和影响力较强的“权威”智库,庞大的官办智库阵营中还有一类走专业化、特色化路线的智库比较令人瞩目。它们可能规模并不大,但在特 定领域内却是独领风骚、不可替代。这类智库大多是隶属于国家部委的事业单位,典型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等等。

——咨政成果大量涌现,服务决策有效有力

  体制内挑战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简称人科院)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研究服务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的理论与政策,并取得 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有70多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级和部级优秀成果奖。人科院能取得众多成果,与其拥有一支高水平分研究队伍是分不开的。目前,人科院共 有研究人员119人,其中享受政府特殊津的贴专家4人,研究员14人,副研究员21人。而且人科院还有余兴安、吴江、罗双平、李维平、柏良泽等一批权威学 者专家和高水平的客座研究员,也包括像王通讯这样的资深兼职研究员。这些都为人科院在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最核心的便是提升咨政研究质量。

  也正是由于地位特殊,体制内的智库面临尾大不掉的挑战。

(注: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原文题目为《中国智库“三驾马车”之官办智库》)

“智库研究要有‘临门一脚’的功力,贴近决策所需,攻得进关键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这样激励研究团队。继提出并促成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之后,这家社会智库继续急国家之所急,在中美经贸关系、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研究成果。

  “智库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难点在体制内智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方晋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它们要破除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即在用人制度、激励制度上做出改革。”

ca88手机版登录 1

“五大发展理念下的发展方式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框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紧贴国家“经济脉搏”开展研究,许多咨政建议转化为实际决策。

  李扬也认为,中国社科院现有的体制机制限制了智库功能的发挥。“研究所这一社科院研究资源的基本组织形式,并不是按照发挥智库功能的方向设置的。”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为集思广益制定规划,中央委托42家单位完成了31项“十三五”规划重大课题研究,形成了117份专题研究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高端智库名列其中,表现突出。2016年是“一带一路”建设大踏步推进之年,高端智库中许多机构都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为其提供了坚强支撑。中央党校的党情政情社情信息反映与研判、中央编译局的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与借鉴研究、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的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方案研究、军事科学院的推进军队改革“二次创新”研究……几乎每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背后,都有高端智库的智慧与心血。

ca88手机版登录,  社科院下属研究所的组建主要有三条路径:与各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型;对应政府行政管理架构组建;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外交事务需要而倡导组建。

为引导高端智库开展精准化研究、拿出国家急需的对策建议,年初,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在向10多家中央综合性决策部门征集选题的基础上,设立了一批重点课题。目前,100多项课题顺利结题,报送阶段性成果400多项,许多建议切中肯綮,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的肯定与重视。汇集众家智慧、凝聚真知灼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创办的《国家高端智库报告》已刊发85期《报告》和12期专报,10家综合性智库通过各自原有渠道以国家高端智库名义报送中央的研究成果亦达近千份。

  “这三类研究所最终都会努力向学术型研究所的方向发展。”李扬说。原因很简单,诸如编制确定、职称评定、课题立项、职务升迁、经费拨付、参加国内外会议,乃至社会影响等等,都是以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为基本依据。

参加内部座谈、研讨与咨询,让“智库好声音”直达决策层,是高端智库服务中央决策的又一途径。

  湖南社科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湘智更明确指出,目前的科研考核指标主要是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纵向课题、权威转载这几项,而对策研究报告获领导批示、研究成果进入决策、应用型课题、参加决策咨询活动等所占的权重不大,“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把应用对策研究当‘副业’去做”。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刘世锦、李扬、林毅夫、胡鞍钢、樊纲、王战……参加会议的专家中,半数以上来自国家高端智库。

  此外,体制内智库的人事制度僵化。如社科院、党校等事业单位招聘研究人员,学历要求至少是全日制硕士以上,相当一部分要求博士以上。这一体制往往将那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擅长应用研究的人才挡在门外。

“我的发言内容是‘以165个重大项目为最大抓手,稳增长、调结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表示,他的观点多来自带领研究院所做的长期研究,来自已经累计报送65期、57.3万字的《国情报告》。此前的2月,他还应邀参加了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召开的“《健康中国》文件起草工作”专家座谈会,一些观点已写入即将公布的《2030健康中国纲要》。截至2016年8月底,他已先后参加省部级以上决策咨询28次。

  而在省一级的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更要按照公务员程序招聘人员,用人单位基本没有参和权与选择权,难以控制人员结构。

而在“星光熠熠”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姚洋、周其仁、刘国恩、黄益平……均是中央及各部委座谈及咨询会议的“座上宾”。

  科研经费管理也过于刻板僵化。现有的课题经费管理制度未对研究者个人应获得的智力回报做出安排。部分参公管理的智库,研究人员不具备承接应用课题经费的合法性,只能从事纯公益性研究,严重制约了开展应用研究的活力。

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讲解,是对专家学者学术水准的高度认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历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就有9名讲解专家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工程院、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高端智库。

  “按现行规定,课题负责人不能获得劳务费,一个课题的劳务费比例不能超过经费的20%-30%,基金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不能高于上年度税务登记所在地人均工资水平的两倍,这种财务管理办法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教授褚松燕说。

参与政策评估是新时期新形势下高端智库承载的又一新任务。一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形成了政策研究、政策评估、政策解读和开展国际对话“四位一体”服务中央的新格局,这正是高端智库全方位发挥功用的一个缩影。

  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基础性、长期性的研究得到的资助非常少,研究员个人的智力劳动不被承认。

“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实践中寻答案,从创新中求突破,”为国家制定大政方针当好参谋助手,这已成为高端智库时刻谨记的行动指南。

  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高端智库财务管理办法》,对人的资助和研究成果的支持作出一些新的规定,如“对参加课题组的没有工作的人,如博士生等规定可以拿5%的劳务费”。但在一些智库研究人员看来,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大的财务环境没有变,只是提高了劳务费比例”。

“对外发出‘中国声音’,对内阐释‘国家方案’”

  一些地方也试图对现状加以改变,湖南省即将出台的智库建设《实施意见》,将在咨询决策知情权、重大决策介入权、重大政策评估权、智力资本报偿权四个方面保障智库的参与权。

——公共外交响亮发声,舆论引导有理有力

  《智库建设意见》计划对涉及面较广、研究难度较大的项目,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邀请智库研究。此外,凡属智库提供的战略研究、咨询报告、政策方案、调研数据等,均可纳入政府采购范围和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

2016年7月12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实体问题裁决在海牙出笼。在这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面前,中国智库成为站上国际舞台、阐明中国主张的中坚力量。

  尝试打破“铁饭碗”

6月25日至27日,海牙,“南海仲裁案与国际法治研讨会”;7月5日,华盛顿,“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7月18日,新加坡,“南海问题与区域合作发展高端智库学术研讨会”。在仲裁出笼前后短短数周内,由中国智库在海外主办的国际性会议接连上演,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三家高端智库或为主办,或作主旨发言,并邀请戴秉国、赵启正、郑永年等政界知名人士及学界权威专家重磅发声,奏响了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国际法权威的强音。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英文长文《关于南沙争议和南海紧张的缘由》,被国际主流媒体广泛转载,引发强烈关注和反响。

  “‘新型智库’,意味着即使是中国政府资助的智库,也会变得更加独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曾在接受采访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前景表示乐观。

是“坚强卫士”,也是“友好大使”。G20杭州峰会前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受外交部委托,担任G20重要配套活动T20(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首席牵头单位,与其他两家牵头单位共同举办了10场T20会议,并在海内外媒体上密集发声。其他高端智库专家接受采访100余人次,发文300多篇,为峰会圆满举办作出独特贡献。

  “经过一级级的党政领导的意图加到头上,体制内智库越来越缺乏独立性,这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核心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说。

品牌论坛不断健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成为我国政府开展经济外交、参与全球治理、传播和发挥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进行的“中美经济对话”,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提供重要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向世界介绍“学术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引导国际倾听最真实的中国故事。

  未来100家“国家高端智库”和各地的“省级重点智库”可能将在平台建设上进行探索。李扬透露,目前中国社科院已在39个综合研究所基础上整合出11个专业型智库,并已于上月挂牌运作。

智库专家积极作为——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等应邀参加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以智库专家身份向中外媒体宣介中央方针政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等在中联部组织下出国宣讲“十三五规划”,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受中宣部委托深度参与“讲好中国故事”队伍建设,承办国际评论员研修班、专家学者研修班,培训学员超过200人。

  由李扬牵头组建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将进入首批“国家高端智库”的规划,很快开始运营。该实验室由国家财政拨付充裕的资金,将形成20多核心研究员的研究团队,实验室的人员分为专职、兼职、合同和博士后等四个层次。实验室下设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研究中心、中国金融生态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支付清算研究中心金融监管与金融法治等11家二级专业研究机构。

高端智库专家担任国际组织重要职务,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2016年6月,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原院长、首席专家孙贤胜当选为国际能源论坛第四任秘书长,这是我国智库专家首次在重要国际能源组织中担任关键领导职务。此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季志业担任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委员会智库理事会主席,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张晓刚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另外,该实验室将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另设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由理事会提名,并经理事会讨论任命。

“对外发出‘中国声音’,对内阐释‘国家方案’。”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端智库专家接受媒体采访40余人次、发表署名文章100多篇,把两会精神、“十三五”规划、新发展理念等“热词”“要事”阐释得准确而形象,将“经济崩溃论”等错误观点批驳得无以立足。在日常学术活动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经济每月谈”“世界经济季度谈”,运用全媒体形态发布的大量政策解读,都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高端智库及其专家,正成为社会各界熟悉、喜爱且信赖的“政策代言人”。

  “我们将努力创建一个平台,推动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机制、科研成果运用、科研管理机制四项创新,以此为基础形成新型智库体制机制”。李扬说。

“先头部队”奋力前行,“浩荡军团”紧随其后

  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有新的尝试。6月16日,该中心低调发布启事,招聘2名-3名研究助理,从事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助理工作,并根据课题需要来拓展研究团队。

——胸怀未来继续前进,“带动效应”影响深远

  民间智库前路不明

问题与成绩向来伴生。尽管高端智库的整体水准远高于平均线,但不足之处仍然有之。

  在体制内的智库试图摆脱旧有桎梏之时,民间智库前路却不够清晰。

“25家高端智库中,传统智库的当务之急是按照高端智库标准改革转型、释放活力;新型的专业性智库,则更需要提升专业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言辞恳切。

  去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发布过一份关于中国民间智库的研究报告,经统计国内所谓智库有2000多个。“实际上,有的机构就几个人,有一两个研究员就说自己是高端智库,更多的是办个论坛,挣点会议费,其实更像公关公司。”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曾说。

厚植优势、直面不足。一年来,高端智库自我提升的意识愈加强烈,改革的具体思路也更为明晰:“高校智库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担当育人功能,争取与政府部门合作培养智库型博士。”“希望更多学科参与智库研究,交融学术视野,共同探索智库建设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党校智库要有党校特点,要着力发挥特长、补齐短板、筑牢支点。”“社会智库要充分发挥资金来源灵活的特点,加强与媒体的联系,着力扩展信息沟通与咨政渠道”……

  一些民间智库缺少专职研究团队,很大程度依赖外部专家和成熟的研究力量开展研究,其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与传统研究院所同质化现象突出。

榜样是最好的感召。高端智库领路引航,众多智库紧随其后、提质转型,中国智库整体水平悄然抬升。

  民间智库的尴尬境地与中国的决策制度设计也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政府决策机构在咨询有关政策意见时,更愿意找体制内的机构,很少将民间智库纳入视野。缺乏对政策的影响,使民间智库严重边缘化。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智库,包括美国在内,获得如此之高的重视程度。”来自国内外媒体、专家与智库的评价,激荡着中国智库不懈前行的决心。

  此外,与其他民间组织一样,民间智库也存在注册难、资金来源单一、人才荒等一系列问题。《智库建设意见》除了首次提出“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进一步规范咨询服务市场,完善社会智库产品供应机制。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还特别提到“由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智库的若干意见”。但相关的政策支持尚未出台,各方人士也持有不同观点。

潮平岸阔,风正帆悬。在国家高端智库前行的铿锵脚步中,世界听到了中国智库界的磅礴心声:汇聚良策,知识报国,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上层楼,让支撑发展的智慧活水充分涌流!

  朱旭峰对智库发展颇为乐观:“这一两年关于智库的政策,一是让这个话题‘脱敏’,二是拓宽了影响决策的渠道,三是盘活企业等筹资渠道。”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而褚松燕则关心,“现在做研究的都在体制内,体制外很少,怎么流动?”

  在张晓强看来,想要真正实现智库的大发展,更多需要引入市场淘汰机制,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也提醒:中国智库发展不能大跃进。“各界对于什么是智库、如何定位智库、怎么发展智库等基础性问题尚没有理清,甚至有些以营利为目的、追逐利润的市场机构也将自身贴上智库的标签。”他曾说。

  就根本而言,改进传统的政府决策协调机制是智库发展的基础,比如,将部门会签制度改为牵头部门负责制,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应组织相关机构、智库等进行论证,必要时举行听证会。另外,政策实施中可由第三方提供反馈,并评估效果。

让更多人知道事件的真相,把本文分享给好友:

更多

本文由亚洲城88娱乐发布于ca88手机版登录,转载请注明出处:解说政策而非智囊,国家高档智库建设试点职业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