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以后或再启降准,外汇管理局副委员长

  丁剑平表示,为提高市场流动性,一方面需要推进“负债型”人民币国际化来改变利用“外资”的传统思维,通过中国进口博览会等活动推进非居民开立人民币账户,开辟增加流动性的新渠道;另一方面,需要财政手段进行积极配合,扩大融资渠道,降低税收负担,增加风险保障。具体而言,扩大出口企业,尤其是高技术企业、中小型和成长型企业包括研发融资和出口融资在内的融资渠道;增加研发支出抵扣,扩大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降低企业融资税收成本,扩大出口退税范围,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创新企业出口信贷保险种类,降低保险费率,增加出口信贷保险的覆盖范围。上述措施的落实都需要促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完善中小企业的征信大数据,发展和完善国内金融市场。

  作者:冰辰 

  三是对国内流动性管理的影响。近一段时期,央行外汇占款大幅下降,使得这一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无法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虽然央行通过降息、降准以及SLF、MLF、PSL等综合措施维持了银行体系流动性,市场利率总体平稳,但这种操作在外汇持续流出的情况下也会受到更多限制。同时,保持国内经济平稳增长、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将不得不考虑境内外利差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同时,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很大程度上(70%)是用外汇占款来实现的。外汇占款占到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比例最高时达80%以上,目前也在60%左右。2018年是公司债的偿还高峰期,中国的债务率高达260%。仅4月份,全国违约债券涉及的金额就达130亿元,市场流动性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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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

  多方影响

  来源:新浪金融研究院  《前瞻》栏目

  来源:中国外汇公众号

  来源:国际商报

  由于外汇占款是一种被动现象,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增大,并不源于央行主动的政策选择,而是因为基于资本项目控制政策,因为央行必须收购企业通过净出口得到的外汇,从而“被动”的增加了央行的资产规模。

  三是不利于我国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外汇储备增加意味我国对外金融风险敞口扩大,被迫更多地分担发达国家危机转嫁的成本。例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公平性,美国经济金融出现严重问题,却可以凭借美元的特殊地位向市场低利率赤字融资,由美国国债购买者来分担其经济调整的负担。同时,危机后美欧经济复苏疲弱,纷纷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导致主要发达国家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实际购买力。

  今年,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跌外,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等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汇率均出现大幅贬值。伴随市场利率大幅攀升,新一轮货币危机将大概率爆发。

  笔者认为,6月份外汇储备小幅上升或许是因为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突击出口所致(中国6月份贸易顺差2619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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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建

  据6月29日外汇局公布的18年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2018年一季度我国经常账户逆差2170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4616亿元人民币。

  3.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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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面对国内流动性紧缩的局面,市场对国家货币政策的诉求也是各有不同,很多人认为央妈应该加大货币投放力度,以缓解目前严峻的债务问题,也有人认为央妈应该继续加强去杠杆的力度,至于企业债务危机,主张该破产的破产,实现债务自然出清。那央妈到底应该如何抉择,是否可以继续维持M2的超高增速,继续印钞?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海外投资,外商投资是否已成中国经济存亡的命门?本文将为您一一解答。

  跨境资本持续大量流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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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我国外储的负债属性正在逐步变强,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融资的依赖度正在增加,所以,在美联储加速加息周期,收缩流动性的大环境下,人民币汇率近期也出现了持续贬值的现象。

  四是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的外向型经济特征推动了我国经济较快增长,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动力戛然而止,我国经济受到了较大不利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而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也不利于国内就业的稳定。同时,国际收支较大顺差,说明国内资源更多向沿海地区和出口加工部门集中,使得资源配置失衡,甚至出现粗放式开发问题,加剧国内环境压力。

  当前,亟须防控外汇储备下跌、外债增加、净外储减少等影响汇市的不稳定因素。今年前5个月,中国在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外汇收入有限,截至5月份的净外汇储备约为1.9万亿美元,比2013年2.96万亿美元的峰值减少了近30%,且80%以上的外汇储备净值是外资企业拥有的。在目前中国3.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外债水平约1.8万亿美元,可用的外汇储备不足五成。其中美元储备是人民币发行的重要信用基础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减少 外汇储备负债属性增加

  近年来我国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出的原因分析

  但需要注意的是,“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人民币具有较高的避险价值”。丁剑平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效汇率(EER)数据分析,作为指数货币的人民币目前仍处于升值通道。与中国其他贸易伙伴的货币相比,人民币属于强势货币,它与同样作为指数货币的美元和日元一样,即便出现短暂贬值,2~3年内也会重返升值通道。例如,2015年人民币贬值,而两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至较高水平。但对于这波美元汇率升值是基于美元加息拉动的分析报道并未到位,中国投资者若仍将美元视为衡量资产价值的标准,此类报道只会加大市场恐惧情绪。

  图注:贸易差额=货物贸易差额 服务贸易差额

  五是加大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难度。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提下,面对跨境资本流出压力时,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成为同等重要的政策目标,相关力度的把握和平衡十分关键,难度也较大。

  2010年以来,中国企业以美元对外负债的比重在降低,提升了对人民币贬值冲击的调控能力。丁剑平指出,目前,中国在不断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包括自贸试验区账户在内的各种资本流动和资本账户监管实施严格管理。同时,随着贸易战的持久化,中国贸易方向将会转变,外资企业参照人民币的权重可能会增大。这些因素都有利于有效保证流动性。

  外储资产属性:一个国家外储资产属性越强,其应对美元流动性收缩的能力越强,资产属性强意味着其相对刚性获得顺差的能力较强。其经济内生动能相比简单的依赖外部融资的国家更具有稳定性,使用资本管制工具的回旋空间更大底气更足。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跨境资本大规模异常流进流出,破坏国际收支平衡,对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崛起,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双顺差,跨境资本持续净流入,国际收支出现大量盈余,累积了巨额外汇储备。近年来,伴随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市场环境变化,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局面,特别是2014年下半年开始,跨境资本持续净流出,人民币汇率由单边升值演变为双向浮动,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国际收支平衡压力较大,对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带来风险。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对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十分重要。

  “目前,虽面临贬值压力,但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大趋势没有改变。”7月15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丁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2018国际货币论坛上指出,当前,外部国家货币急剧贬值和货币危机的波及效应、舆论对新时期人民币汇率参照物和衡量标准的“固有思维”和贸易逆差及外汇储备减少导致的外汇占款下降引发了市场对“流动性”的担忧。如果对市场流动性把握得当,可以有效化解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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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人民币汇率在提高灵活性和保持稳定性之间求得平衡,外汇储备发挥了重要稳定器的作用。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前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汇率不具备持续大幅贬值的基础,中国也不愿看到竞争性贬值的无序调整。2014年以来,美元快速升值,给非美元货币带来了较大贬值压力,人民币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稳定器,外汇储备在维持国际支付能力、防范金融风险、抵御危机冲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防止了汇率超调和“羊群效应”,客观上形成了外汇储备下降、市场主体对外资产上升的格局,藏汇于民的进程有所加快。

  丁剑平认为,要通过自贸试验区资本账户监管资本抽逃,通过“人民币资金池”让企业获得流动性。同时,在货币政策空间压缩的情况下,要及时推出结构性(定向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拳来确保企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

  外储负债属性:一个国家外储负债属性越强,表明其过度依赖融资美元来发展经济,其在美元流动性收缩的时候所受冲击会越大。

  二是国际货币金融条件转向,强势美元渐起。美元汇率走强与利差收窄,掀起“做多美元”浪潮。美联储实施的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全球市场注入巨额流动性,长期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廉价融资货币,大量资金通过真实投资和套利的方式涌入新兴市场国家,推升了新兴市场本币币值。然而,2013年年中开始,美国再度显露“金融霸权主义”本色,释放将要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并指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只会考虑美国本土经济运行状况。与此同时,欧元区和日本接过量化宽松的大棒,从此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最核心的主题,强势美元周期开启,美元指数随之明显上升并一举冲破100。非美元货币承压走弱,除人民币之外的新兴市场货币接连出现深幅调整,几乎抹去了金融危机以来的全部升值空间,部分货币甚至迭创新低。

  “应对人民币贬值压力,需要确保实体经济不因流动性短缺而丧失活力,可以从监管和充分利用‘外资’两个方面来确保流动性。”丁剑平强调,对“流动性”把握得当就不会引发货币危机。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温加之由流动性紧缺导致的国内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如果未来预期翻转,潜在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如果内需市场萎缩,经济动能就会下降,则就会面临外资扎堆撤离的危险局面。

  国际收支“双顺差”、跨境资本持续流入、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一方面使得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大幅提升,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另一方面也对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

  综合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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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外汇》2017年第14期

  贸易战会引发全球通胀预期,加息幅度扩大预期也会提前。中国央行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要进入紧缩周期的10天后宣布降准,恰说明了单独依靠货币政策效应的“捉襟见肘”。通过货币政策确保各类企业流动性的空间受到挤压,中国迫切需要推出结构性(定向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拳。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在6月28日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此次负面清单对外开放领域更宽,限制领域缩减近四分之一,将进一步激发各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热情,资本账户顺差也将进步一扩大。

  第二,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确保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的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主要取决于国内基本面。要按照“稳中求进”总基调,切实保持国内经济和国际收支基本面相对良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基本面,做好汇率预期和跨境资本流动预期引导工作。要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利用外资的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稳定外商投资规模和速度。要坚定有序去杠杆,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和金融风险,确保国内经济金融平稳运行,进一步扭转和提升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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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因素增多。当前,人民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比例较低,人民币资产仍属于风险资产,不是避险资产,易受市场情绪波动冲击。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点燃市场对“黑天鹅”事件的炒作,此后的美国大选、英国脱欧后续进程、欧洲部分国家领导人选举等事件均被市场列为重大风险点,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市场避险情绪加重,推动国际资本从人民币资产流向避险资产。

  6月份贸易顺差小幅回升 外汇储备结束两个月连降

  第一,认真吸取拉美债务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拉美债务危机和上世纪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关国家资本大量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资产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动荡,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秩序混乱,教训十分惨痛。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一定要从中深刻吸取教训,完善资本流动管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确保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外汇占款成为过去 未来央行或继续降准

  第三,处理好便利化与防风险关系,巩固我国跨境资本流出入均衡发展的基础。维护国际收支平衡这一政策目标,需要上下游部门审时度势、协同配合。当前防范跨境资本异常流动,需要多部门落实已达成的共识并继续加强协作。推动既有利于长远改革开放、又有利于近期收支平衡的扩流入措施。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优化境内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相关政策,继续推动我国债券市场纳入国际指数,落实与香港“债券通”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后续各项工作。积极引导市场主体对外合理投资,支持符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规划和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为目的的跨境并购。坚持在真实性合规性基础上,满足市场主体合理用汇需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外汇流出,不断提升外汇管理事中事后监管能力,更好兼顾便利化与防风险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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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跨境资本持续快速流出,容易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了经济金融平稳运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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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加大了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压力。2008年以前,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持续上升,带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升。2008年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逐步回归到合理水平,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由2007年的9.9%逐步降至2010年以后的4%以下。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下,我国跨境资本流入明显增多,推动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升值,中间价从2007年末的7.3元人民币/美元上升到2013年末的6.1元人民币/美元,升值16%,这种主要由资本流动推动的汇率上升,将加大未来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且也不利于稳定我国出口。

  中国海关7月13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上半年美元计价出口同比增长12.8%,进口同比增长19.9%,贸易顺差1,396.5亿美元。其中,中国6月份贸易顺差2619亿元人民币。但贸易顺差已连续8个季度同比收窄,进口增速持续快于出口增速。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我国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发达经济体内部分化,美国经济长期呈现“一枝独秀”,复苏相对强劲,房地产市场回暖,通胀水平向目标位回升,就业市场状况改善,失业率持续下降至2017年6月份的4.4%,已处于历史低位,较2009年最高点下降5.6个百分点。欧元区长期受低通胀率、高失业率困扰,未能有效解决难民问题和恐怖袭击,银行业危机潜伏,欧元区昔日“铁板一块”的格局受到挑战。日本经济在衰退与复苏间停滞不前,“安倍经济学”未能拯救日本低迷的经济,通胀持续面临下行压力。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光环集体褪色,接连遭遇深幅调整。2011—2015年,新兴经济体连续5年经济下滑,经济发展受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资产价格下跌、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等多重困难束缚。部分国家政局动荡,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俄罗斯、巴西等国甚至一度陷入衰退。2016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有所企稳,但仍面临调整与转型压力。

  面对国内流动性紧缩的局面,市场对国家货币政策的诉求也是各有不同,很多人认为央妈应该加大货币投放力度,以缓解目前严峻的债务问题,也有人认为央妈应该继续加强去杠杆的力度,至于企业债务危机,主张该破产的破产,实现债务自然出清。那央妈到底应该如何抉择,是否可以继续维持M2的超高增速,继续印钞?

  二是跨市场联动风险。资本外流与人民币贬值之间可能相互作用和影响,而汇市、股市、楼市等也容易通过信心和资金流动等渠道相互联系与传导。2016年初,国内股票市场出现一轮下跌,同时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也有所加快,就增加了市场上的担忧情绪,最终随着股市、汇市逐步企稳而有所消散。

  《前瞻》:外商投资已成中国经济存亡命门 国内未来或再启降准

  四是对部分经营状况较差的借债企业的影响。外债风险总体可控不代表每一家企业都没有资金偿付困难,部分企业如果经营恶化、资金链紧张与外部融资较高叠加,也会出现违约问题,情况严重的甚至引起市场连锁反应。

  另外,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已呈逐步下降趋势,经常账户顺差持续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成了影响外汇储备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外汇储备负债属性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海外投资,海外投资将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存亡命门。未来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经济动能下降,中国或将面临外资扎堆撤离的危险局面。

  【独家】杨国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其中,资本账户顺差,被视为外债,是需要还的,体现的是负债属性,外债中境外持有人占比越高,这个负债属性越强;贸易账户顺差是依靠进出口贸易与服务赚取的收入,体现是资产属性。

  几点政策建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最新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显示,6月外汇储备31121.3亿美元,环比上升15亿美元,升幅为0.05%,结束两个月连降。(5月份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106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142亿美元,连续两个月下降)。

  第五,放眼全球,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高国际话语权。认真总结国际金融危机经验教训,加强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研究,在国际金融体系功能设计、规范内容和治理过程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和方案,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积极作用,为重构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奠定基础,为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ca88手机版登录,  经济发展更加依赖海外投资 外商投资已成中国经济存亡命门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

  从央行角度来说,收购美元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如下图所示:

  一是跨境资本短期大幅波动风险。在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严重超出市场预期的事件,可能引发境内主体集中购付汇,需要防范跨境资本短期波动影响市场信心,并演变为持续大规模流出。例如,2015年底2016年初我国外汇市场经历了一轮高强度的波动。2015年12月外汇储备单月下降了1079亿美元,2016年1月又下降了995亿美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外汇储备流失的担忧。同时,境内外汇差也在加大,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差曾一度高达上千基点。这种剧烈变化的形势以及预期,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市场主体的恐慌,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本加速流出-外汇储备下降-贬值预期进一步强化”的负向循环,很可能会加大宏观经济金融运行风险,严重影响境内主体生产经营。

责任编辑:郭建

  本世纪以来,全球的国际资本流动主要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13年,国际资本高强度流入新兴经济体。在2008年以前,主要驱动因素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比较强劲、资本回报率较高;2009年以后,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全球流动性充裕甚至泛滥。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以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特别是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并启动加息进程,跨境资本流动开始转向,从一些新兴经济体流出。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因为美联储大幅度降息,造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利率差关系发生倒转。在接下来的十年间,中国国内的利率都要比美国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继续进行“冲销干预”操作,那么它每年都会蒙受不少利差损失(因为美元利率低于人民币利率,央行收到的美元利息低于央行需要支付的人民币利息)。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变化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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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国内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加大。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经济基本面仍存诸多亮点,是保障我国国际收支整体大体稳定的基础。从经济增速看,我国GDP增速由2010年的10.6%降至2016年的6.7%,为1991年以来年度最低,但世界横向对比,我国仍处于较高水平。从经济结构调整情况看,我国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高,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6%,连续6年上升。从货币信贷情况看,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利率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均好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但我国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持续存在、民间投资低迷、金融领域风险时有发生等问题,难以在短期内实质性解决,成为困扰市场的重要因素。

  通常我们认为,外储=贸易账户顺差 资本账户顺差。

  1.跨境资本持续大量流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在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外汇储备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得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发生了改变。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比重上升,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越来越大,它取代再贷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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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央妈投放货币的主要途径,央妈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是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对政府部门(财政部)的贷款;收购金、银、外汇等储备资产投放的货币这三条途径。前两项统称为中央银行国内信贷,第三项主要部分是外汇占款。

  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形势与国际趋势基本一致。2000年到2013年是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跨境资本持续流入、外汇储备不断积累的时期。2000年至2013年,我国经常账户累计顺差2.3万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含储备资产,下同)累计顺差1.6万亿美元,储备资产累计增加了3.7万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由2000年初的1547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末的3.82万亿美元,2014年上半年进一步上升至当年6月末的3.99万亿美元,达到了历史高峰。2014年下半年以来,经常账户持续顺差,但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规模超过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余额由升转降。截至201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0568亿美元。

  这就使得央行面临着进退两难的窘境。冲销,就会发生损失;而不冲销,则只能通过增发货币来回收美元,而央行选择了增发货币。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M2增速持续维持高增长,如果用M2/GDP来衡量货币超发情况,美国只有0.6到0.7,中国则高达1.87。2017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82万亿,而今年3月末中国的M2达到173.99万亿,这就意味着,M2是GDP的2倍。

  具体分析跨境资本大量流入的动因,2008年前后有较大差异。2000年至2008年,新兴经济体迎来史上最长、最强劲的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增速在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下,基本上都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基本面支撑下较快升值,吸引了长期资本流入。2009年至2013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发达经济体深度调整,新兴经济体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我国经济虽然在“四万亿”刺激政策推动下阶段性回升,但随后开始了逐年回落。为应对危机,发达经济体相继实施史无前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市场流动性泛滥,大量国际资本流向新兴经济体,我国也出现了境内外利差扩大,人民币汇率升值,市场主体境外融资意愿增强,套利资金流入增多,这和2008年以前的驱动因素完全不同,波动性风险上升。因此,当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国际金融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国际资本流动开始逆转。实际上,2014年以前,部分新兴经济体就已经出现了货币贬值、资本外流问题。同时,新兴经济体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相关风险更加被市场关注,成为引起资本外流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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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适时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向浮动区间。加快培育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配套体系,继续拓展国内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完善外汇市场的资源配置、价格发现和避险功能,夯实国际收支调节的市场基础。

  笔者认为,在国内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让央妈收紧流动性是很难的,央妈还是会继续选择降准,因为降低准备金率,增加货币投放造成的阵痛较轻,而且最适合解决目前的债务困境。

  跨境资本持续快速流出,容易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加大了经济金融平稳运行风险

  中国贸易压力增加 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一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降低了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外汇储备积累导致央行被迫发行相应的人民币,需要运用各种手段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从而对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一定影响。在跨境资本大规模流入阶段,为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投放人民币购汇。2000年至2013年,外汇占款累计增加额占基础货币增加额的比重超过70%,外汇占款已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渠道。为减轻外汇流入对国内货币供应的影响,人民银行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进行对冲操作,2000年至2013年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大7倍多。外汇资金持续流入形成的货币供应增加,增加了针对国内流动性的宏观调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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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讲,有国际分工就有国际贸易,就有跨境资本流动。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适度的跨境资本流出入都是正常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持续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对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一些问题。如前所述,持续大规模流入可能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推动人民币汇率长期呈现单边升值预期、刺激套利资金流入、积累潜在的资本外流风险。而跨境资本持续大量流出,同样也会对经济金融带来问题,甚至危害性更大,需要我们予以高度关注:

  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形成了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顺差,成了影响外汇储备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短期出现连续贬值的现象,但在国内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定和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国际资本仍然愿意通过各种渠道持续流入。据商务部7月12日发布的吸收外资数据显示,2018年1至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91家,同比增长96.6%,实际使用外资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

  杨国中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另外,资本外流也加剧了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据业内人士估计,多达40%的较大型服务贸易实际上没有发生服务。从这个角度看,每年都有非常庞大规模的资金流到了境外。这一部分资金正已经越来越超过商品贸易的盈余金额,也就是出口贸易赚的钱,还不及资金外流的规模大

  如下图所示,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呈逐步下降趋势(进口价格增速持续高于出口价格,因此虽然货物贸易实际差额上升,但是名义顺差规模逐年下滑),尤其是服务贸易差额,17年以来持续逆差(中国服务贸易进口需求上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不强),作为外汇储备最大贡献者的贸易账户顺差,正在逐渐消失。而伴随中美贸易摩擦的逐步升级,中国贸易账户赤字规模或将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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